教改戰場下的百萬孩子兵─我不想上學

【文卅李雪莉；攝影卅劉國泰】


檸檬綠的四月天，台灣的孩子心情卻灰撲撲。

沿著西岸自北往南，夜晚六點，台灣西半部五百多所國中裡，有半數的學校燈火通明；黑板上、白牆面，五月二十四日的基測倒數日像暮鼓晨鐘敲打著；肅殺的氣氛下，連笑，都是一種罪惡。

九十五萬的國中生，其中，三十一萬是準備拚基測的九年級學生；許多人每天從早上七點讀到晚上十點，過著一年在外吃七百個便當的日子；也有不少六、七年級學生，很早就開啟這樣的軍式生活。

國民教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揭示，國民基礎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而十三年前的教改諮議報告書、七年前的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變革時，更強調要以培育「有人本情懷、統整能力、終身學習能力」的孩子為目標。

但只要跟著孩子的生活一天，走過一次他們走過的街、學校的路，就會知道台灣的教育，正以一種戰爭的手段、比以往過之而無不及的方法，要孩子們全力與分數搏鬥。

走入慘不忍睹的教育現場。

現場一：台北市明星國中。一群學生們的真實感受。

晚上九點，一台中型小巴士等待著把孩子送回林口，這群是從桃園縣越區就讀的學生。

這所明星國中歷年升上公立高中的榜單漂亮、老師是出了名的嚴格。有每天寫超過九張試卷的班級，學校每週每科進行班排名、樓排名、校排名。

不久前，一位老師更祭出「ＰＫ賽」，把四位學生編成一組捉對廝殺，四位中考最差的，必須留校再進行輔導。

其中，排名第二的一位學生完全沒有青春的面容，憂鬱地說著，「我已經考了第二名，還要我們四個天天比，我每一科都要小心寫，免得被留下來羞辱。」也有學生拿到考卷敏感到立刻哭了出來。

沒人理的教育規定

九科考卷，多少羞辱與打擊？孩子要流多少眼淚？

翻開台北市教育局的規定，國中應減少考試次數，每領域每週考試不超過一次為原則，每天考試不超過兩科為原則……。

此規定形同具文，不只台北市，各縣市多難以落實。

台北市中正國中有近七成學生從三重、永和、新莊等地跨區就讀，因為升學率佳，每年五月總是台北市第一波就能招生滿額的學校。校長黃仁相在國中待了二十九年，他說，學生考試比以前多很多，為了確保孩子考試能考得好，老師的命題數量多、試卷也多，就是要確保學生不出錯。中正國中已努力正常教學，但有的學校卻是把學生當機器。

四點下課鐘聲響起，台北縣一所國中七到九年級的學生分成兩群人潮，一群離校，另一群約六百位學生，進入不同的教室繼續自習。

「我們是一軍的學生，能留校自習，有大將軍老師指導我們，」眼前稚氣的學生像是往金字塔尖端行進的孩子兵，揮手向二軍伙伴說再見，眼神中沒有不安反倒有光榮。

持續的練習不只打壞學習胃口，學生更在各種考試中被分數隔離。同學間存在有我無你的競爭，缺少互助，怕幫了別人會被追趕。

變相的能力分班

成績、分數，在常態分布的國中生裡築起一道厚牆，徹底隔離了學生。

成績好的永遠坐在講台的前方，後面學生或趴或睡，他們彷彿不存在，「沒關係，老師很少把眼神投向我們，」一位孩子像帶著已癒合的傷口說著。

二○○四年教育部落實常態編班，但變相能力分班情況不減，反而愈燒愈烈。

「為了升學而進行變相的能力分班，那是系統性的背叛，」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感嘆，最好的老師不是給了後段，而是去加強前段。

現場二：工廠林立的台北縣。

在國中任教十六年陳老師的自白：

前幾天有學生告訴我，「老師，學生給妳茶杯裡倒的是自來水，別喝。」我說，「我不相信。」

老師跟學生的關係是彼此厭惡。我真的很愛學生，但這幾年我很不快樂，考試把學校氣氛搞得很差，同事關係也不好。學生在乎分數，常要老師送分。我跟孩子說，「有了這一分，你人生比較美好嗎？」

看到這些狀況，我決定不把孩子送到學校，今年開始，我三個國小孩子都在家自學，先生辭職，我們自己教。教育體系不再能給孩子品格教育的功能，孩子無法適性發展，我們只能自力救濟。如果國中能夠不要去，就不要去。

像陳老師一樣，過去五年，為孩子選擇在家教育的中小學學生人數，從四三六位增為九四○位，在沒有宣傳的情況下，增加一倍。

其中，自己是專業教師而選擇讓孩子在家自學的人數逐年成長，以台北市為例，平均每年一百位申請案例中，至少有五位家長是專業教師。

當老師與家長都不相信

甚至台北市知名升學國中的校長，也私下承認不想讓孩子受苦，決定在基測前把孩子送到澳洲。

台北市國中家長聯合會總會長許永佳直言，「當老師與校長們都不相信教育體系，家長怎麼相信？」

現場三：大甲鎮瀾宮旁。

聚集著國小孩童與父母。

英文補教界名師徐薇，難得下鄉開講教小朋友如何學好英文。就在一個月前，徐薇在各大報打出廣告，廣告上寫著「小學四五六年級，學完國中課程」。

十九年前從高中一路教到國中補教的徐薇解釋，九年一貫政策制定後，國中小英語教育一團混亂，國小只要學會兩百個單字、國中要一千個單字、高中要七千個單字，「小學老師看不到這現象，教得太簡單，我可以補這一塊。」

加盟廣告一出，自虎尾、豐原、左營各地來的邀約不斷。「以後就在你家對面，立有徐薇招牌的教室，看得到我的教學，」徐薇說。台下不少國小高年級的家長表示得提前投資小孩，因為孩子的未來「決戰國中」，考上好高中等於預約國立大學與好人脈。家長比孩子更緊張。

是什麼原因，讓教育改革愈改愈重視升學與考試？讓台灣的孩子進入提早競爭的童年，並說出「我不想上國中」？又是什麼讓師生家長陷入集體的焦慮？

基測大怪獸，多元變假象

一切的扭曲，在於決定高中職入學的基測大怪獸。


基測和以往聯考不同，它比聯考更極化競爭。

過去聯考把台灣分成十五個招生區，各區的試卷、分發自成一格，區與區間沒有相互比較。

但基測是三十多萬考生考同一份試題，把都市與偏鄉、北部與東部、山地與平地、本島與離島的孩子，都放在同一個平台、同一套量尺下比較。

翻開一位九年級學生的模擬考成績單，每位學生都有屬於自己的「數字」。在基測常模分布下，每位學生會有個「ＰＲ值」。「ＰＲ值九○」代表總分優於九○％的考生，「ＰＲ值一○」代表排名在全部考生的後一○％。

有了這個科學數據，學校、老師、家長，清楚了解孩子在全國紙筆測驗成績的位置。

「用同一把尺去量數十萬學生，當然系統裡的每個人變得對成績更敏感，」教育部中教司司長蘇德祥解釋。

但入學方案不是多元了嗎？不是各種多元智能的小孩，能以不同管道進高中嗎？

但事實是，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的落實成效出了嚴重問題，多元淪為假象。

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從一九九七年開始規劃，歷經吳京、林清江、楊朝祥三任教育部長，到二○○一年曾志朗任內時全面實施。

過程中，原本要改變過往以聯考做為入學分發的唯一依據，而把基測只當作國中學生學力的一個門檻，再採計其他多元能力的評量，做為入學標準。

但追求多元的企圖，卻抵擋不了社會對追求公平的壓力。

當時在中教司擔任科長、目前是中教司長長的蘇德祥，以「命運多舛」形容多元入學方案。他回憶當時幾任部長都希望增加入學管道，最高曾達六種，但每次公開會議討論，社會輿論與民代壓力如潮水般湧進，最後留下申請入學、甄選、登記分發三個管道，而且保留高比例的登記分發，避免社會對不公平的質疑。

三元管道，骨子裡仍一元

從後來入學情況來看，缺乏信任基礎的台灣社會當時、甚至到現在仍沒準備好接受多元入學。

強調以多元能力的申請入學管道，七年前開始落實時，各高中還大膽採計推薦函、學藝競賽、班級幹部等在校表現。但沒想到國中生的師長為了讓孩子受到青睞，無所不用其極，資料經常被誇大或做假。

遲遲無法建立多元與客觀評價工具，讓美其名強調多元能力的申請入學，依然用基測做主要篩選。

以建中為例，去年建中簡章裡要求五科量尺分數總分達二五○分即可申請（五科加作文滿分三一二分），但申請入學的學生基測，成績多有二八○分；建中校長吳武雄表示，百分之九十幾還是以基測成績高低決定。

翻開目前各校申請入學的簡章，標示洋洋灑灑的加分指標，但加權比重都小到讓人沒有感覺。例如體適能達到某三個高標加兩分；曾任班級幹部，但不包括各科小老師及副股長，加一分。

在教育界四十年，即將屆滿退休的吳武雄無奈指出，即便學校想透過小論文、口試、實驗方式進行選才，都會有人批評不公。

這是為何看似多元的三元管道，骨子裡仍一元──考試的那一元。

對於公平性的疑慮，使多元入學成為公平表象下的犧牲品。多元入學實施七年來，透過第一階段申請入學升高中的學生，比例三五％，近六成學生仍痛苦地再考二次基測，用考試分發入學。

考試分發，比的就是分數。

去年，基北區登記分發錄取分數，建中普通班二八一分、師大附中男生普通班二七七分，成功高中二七○分。所有教育界都清楚，二八一分與二七○分在量尺意義上有同樣的學力，但只要一不細心，學生一題數學扣六分，就掉了幾個志願。

當少子化讓高中職的容量已超越學生數時，就學壓力應大幅降低，為何師生仍擠破頭用考試拚鬥？

原因就是對教育品牌的迷思。認為學校排行是升學和未來的保證。

台東大學教育系教授黃毅志分析，強烈的學歷主義是台灣獨特現象，「高教育、好學校是地位象徵，其他國家只要你有職業能力與好收入，學歷不那麼重要。」

曾在教育部長任內推動地區型、六年一貫制完全中學的郭為藩指出，「現在不是升學機會的問題，而是搶著爭取進二、三十所的高中，最前面的大學志願，幾乎是被台灣二十幾所頂尖高中壟斷。」

為了競逐心中的金字塔，整個西岸的教育場域都籠罩著分分計較的軍備競賽。主因是各地優質的高中職數量有限，平均每縣市只有一○％不到的國中生能進入理想高中。

建中目前來自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等外縣市學生有四五％，就是為了進入辦學較理想的高中。

數字沒說的真相

教改帶來尖銳化的分數競爭，國民教育讓孩子更有競爭力嗎？

表面上，學生較威權時代的學習更活潑、學術成績也在進步。但這表面的成績，也使年輕人付出了更多青春時間的代價。

教改的十年，也是補習班急速成長的十年。補習班從四三八七家成長至一七四二四家，成長幅度四倍。

一位明星私中數理資優班老師調查自己班級裡，高達八成資優學生在外補習，「我教概念，補習班教技巧，說真的，我搞不清孩子究竟是誰教會的？」這位曾在外國中學教書的老師目睹台灣教育的二十年不變，十分震撼。

也有人以台灣在國際比賽名列前茅，證明國教教出有競爭力的孩子，但這也可能是迷思。

以這幾年教育部最常宣傳的，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舉辦的「學生基礎素養國際研究計劃」（PISA），針對十五歲青少年閱讀、科學、數學能力測驗評比，台灣的數學與科學在五十幾個國家中，分別名列第一、第四（閱讀第十六）。

但若從細項分析，台灣在形成科學議題能力排名十七，落後於芬蘭、香港、日本、韓國；然而，台灣十五歲學生在解釋科學現象上卻排名第三。

蘇德祥分析，這表示台灣孩子解題與記憶能力一流，但形成新問題的能力與創意偏弱。

擔任建中校長十年的吳武雄也有同感。

去年建中在奧林匹亞數理資優拿到一三九面獎牌，是拿到最多獎項的學校，但吳武雄觀察到，台灣學生總是高中以下成績好，但大學就沒有顯著成就，應是教育內涵出了問題。

教改造成新階級

他不諱言目前教改把孩子訓練得很會考試、拿高分，但「距離智育還有很大的一段。」他認為智育還包括主動學習的方法，但現在國中生多半是制約反應，對智育反而是不良的影響。

孩子是否有帶得走的能力，還待觀察。而教改後，另一個正在形成的風暴是：教改造成的新階級。

比較過去七年的基測成績，會看到學生能力的Ｍ型化加深。ＰＲ值九○與ＰＲ值一○的學生差距，逐年拉大；七年前差距一七三分，而去年更拉大到兩百分。

英文科更呈現極化的雙峰。

台師大心測中心題庫組組長曾芬蘭指出，連續幾年英文科考出四十五題全對滿分的人數超過三萬多人，形成一個高峰；但答對基本題數十一題的學生則是另一個高峰（約一萬多人）。「我們的雙峰是很醜的形狀，不是集中在中間，而是兩端，我們甚至懷疑，得用中文出題，後段學生才會寫，」曾芬蘭憂心。

就好比國民所得增加，但貧富差距拉大。教改逐漸造成孩子能力更極端化的落差，教育本應是縮小社經差距，但為何成為深化社會階級的推手？

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在接受《天下》專訪時也憂心表示，教育體系裡他最擔心的是國中；他正色說，國中品質會影響到高中與大學，必須徹底把關，確保人才的品質。

留給孩子什麼資產？

數字沒說的真相還有很多。但目睹第一現場的家長與老師，最憂心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與品格，都出了嚴重問題。

身體健康上，學生近視情況嚴重惡化。小學六年級近視學生十二年間從四成四增加到六成，而目前九年級學生近視比例達七成三，情況也逐年加劇。

心理健康上，從董氏基金會資料顯示，去年上半年衛生署接獲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少年自殺案件通報有二三二件，佔所有自殺通報的一七．三％，自殺亦是台灣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死因。

台北市忠孝國中輔導主任吳姿瑩負責輔導工作八年，她的感受是孩子抗壓性變弱，一來成長環境刺激多，二則是同儕與學業壓力。

杜邦特用化學事業部全球事業總裁陳榮二的兩個兒子因他外派而在美國就讀小學，回台灣時，發現孩子不補習，在國中絕對跟不上，加上高中的入學制度、學校品質沒提升，孩子全在壓力下學習，沒有成就感。他的小兒子就讀國中時，曾有一整個學期不敢進教室、口吐白沫，因為精神壓力過大，但教育體系沒人能幫他。

這位管理全球業務的總裁，面對台灣教育竟是如此沉痛與無奈，他說，「這是制度的失敗。」

經濟能力好的家長看到教改後的現場，急著把孩子從八年級就送出國。富邦基金會執行長陳靄玲這幾年就看到因教改政策年年在改，周圍很多律師、醫生等專業人才提前把國中孩子送出國，就是不願孩子的創造力被抹滅。

十二歲，孩子的大腦開始變化，他們開始建立認知能力、推理與預期的能力。但在天天拚考試的壓力下，台灣的孩子缺少探索與冒險的機會。

長期推動校園品格教育的慕真在家教育協會理事長黃夏成認為，人生有最重要的四根柱子：分別是靈性、情感、智能、體能。但教改後，學生智能的那根柱子壯如象腿，而其他的柱子卻像牙籤。但不完整的人可能會成為家庭、社會與企業的負債。

距離基測考期一個月，夜深的台灣島上還有許多國中生在補習班裡搏鬥著。他們的童年的街、青春的校園路沒有白雲、野花、驚喜。要人不禁擔心，體制內教育留給他們的，除了分數的價值、單元成就的上癮症外，還留下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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